许多优秀的创业者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在人生很早的阶段就找到了内心热爱的事情，并沿着这个方向专注前行。
今天的主角——360集团创始人周鸿祎亦是如此。在好奇心的牵引下，他在高中就发掘了对计算机的热爱，并提出了自己的理想：「我这辈子就要做一个计算机软件的开发者，做一款产品，改变世界。」
在他看来，认知决定一个人成长的方向和速度，而好奇心是所有认知的基础，也是我们探索这个世界的原动力。好奇心加上由之带来的学习力和内驱力，是许多优秀创业者在各自领域取得成绩的重要原因。
(资料图)
周鸿祎是如何以“好奇心”开局，展开人生和创业故事的？今天的文章摘录了他在新书《超越好奇》中的回忆，记录了他如何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在摸索自己实现理想的道路，希望他的经历能激励你从好奇开始，找到内心所爱。
作者 | 周鸿祎
来源 |《超越好奇》
本文节选自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书籍《超越好奇》。
周鸿祎
360集团创始人
长江商学院CEO8期校友
20世纪90年代流行一首校园民谣——《关于理想的课堂作文》。这首歌散发着当时校园的浪漫气质。我这个20世纪80年代的高中生，听这首歌时也很有共鸣。
我问自己，如果让当年的我写一篇关于理想的课堂作文，我会写什么呢？毫无疑问：物理和计算机与我的理想有关。
我一直这么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真正幸运的并不是在很年轻时就得到很多财富，而是在成年之前就认识到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使命。 有了目标，努力才不盲目。
在我们那一代人中，很多人接受的只是来自社会的「饭碗教育」，却没有接受过「梦想教育」。不清楚自己要什么就会影响效率。在这一点上，我是幸运的。
在郑州九中学习的过程中，我对物理和计算机的热爱，让我的课堂生活和课外生活都充实无比。
徐良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物理教得又特别好，这激发了全班同学学习物理的兴趣。对物理的浓烈兴趣，也成就了我的物理成绩。
除了物理，我对计算机的热爱也在不断升级。从初中开始，我就开始看面向少年儿童的计算机报了，我自学Basic语言，玻璃板下一直压着那张彩色的键盘纸。到了高中，我可以亲手摸到计算机了，这让我对计算机的热爱变得立体，更加真实。如果物理竞赛是和学习高度相关的，那么对计算机的沉迷则显得非常「不务正业」，因为高考又不考这个。
一点也不意外，父母并不喜欢我接触高考不考的内容。可是我偏偏最恨被课本束缚。
当时我不但喜欢计算机，而且喜欢唐诗宋词和古典油画，我用零花钱买了《西方美术史》，研究拉斐尔和鲁本斯的画作。父母一看，怒不可遏，把我那些充斥着女性裸体的油画书给扔了。
后来我天天要学编程，整个人沉浸在计算机世界里，父母更不乐意了，他们觉得玩计算机是玩物丧志的表现，太耽误时间。
但是我对计算机是发自内心的热爱。没有什么真正的领路人，我就天天自己琢磨。同时，我开始为一切上机的机会疯狂。
第一次亲手摸到计算机，是在郑州一中上学的那半学期，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上计算机课。那一年，我16岁。
在那个年代，进入机房是颇为兴师动众的事儿，老师让同学们安静，换上拖鞋，然后顺次进入。而当老师还在讲上机的要领时，我已经迫不及待地在计算机上输入程序了。
面对期盼了多年的上机机会，我是有备而来的：我手抄了报纸上的Basic程序带了过去。我做梦都想知道，这些程序在一台真正的计算机上跑起来是什么样子。
还记得我抄的是一个做抛物线的程序，一个小程序把抛物线做成炮弹，然后把目标击中。我在敲键盘的时候心脏也怦怦直跳，感觉很兴奋、很刺激。
在整节上机课上，我根本没听老师的介绍，整个人专注于程序输入的过程。但是我敲键盘的速度太慢了，直到下课铃响，我还在敲最后一行程序。这个时候，老师让大家起身离开机房，而我还死死「钉」在座位上不肯走。
最后老师是揪着我的衣领把我从机房里拎出来的，画面有点尴尬。
从那一刻起，我好像真的知道我到底有多热爱计算机，又有多热爱编程了。从敲键盘的那一刻开始，一种归属感油然而生。
后来我转到了郑州九中，普通高中条件没有重点高中好，学校也没有计算机室，但是我发现九中教务处有一台计算机，是很先进的苹果2 （Apple II） 。
这个发现让我大喜过望，我开始赖在教务处和老师聊天，还满面春风地告诉老师，我会写程序，想帮学校写一个用计算机排出课程表的软件。教务处的老师很开明，答应了我的要求。
就是因为这个工作，我可以随时到教务处去享受上机的特权。我经常把报纸上的程序抄下来，然后上机去改动运行，看看程序的效果。
计算机当时占据了我的很多时间，我自己有很多疑问，又没有谁可以去咨询。这造成了一个事实：在我系统学习计算机理论之前，我有很多问题是靠自己悟出来的。
我逐渐发现自己有很好的直觉，那种感觉可以意会，难以言传。我感觉，计算机领域正在向我散发一种神秘的吸引力。
高二的那一年，我们常常召开班会。有一次，徐良老师让大家谈一谈自己的理想。同学们依次登场，侃侃而谈。但是我发现，大多数人的理想都是很模糊的，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脉络。
多少年后回想这个场景，我忽然明白， 很多年轻人其实不但在高中的时候没有理想，到了大学也不知道自己要学什么专业。很多人甚至都工作了，仍不知道自己所从事的行业是不是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
记得在那次班会上，我缓缓地走上讲台。在那个理想主义盛行的年代，我身后的黑板上是用彩色粉笔勾勒出的几个空心大字——我的理想。我环顾四周，顿了顿，开始发表自己唯一一次有关理想的演说。
我说：「我觉得人生来就要有理想，人生来就可以狂妄。」
台下发出一阵嘘声。
「我的理想很明确，我这辈子就要做一个计算机软件的开发者，做一款产品，改变世界。」
在计算机上花的时间越来越长，我内心对计算机世界的向往也越来越深。
慢慢地我就打定主意，无论如何，以后上大学都要学计算机专业。我知道，只有这个专业才能激发我人生全部的兴趣。
高二的时候，我对物理非常痴迷，我的物理成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当我得知如果获得全国物理竞赛一等奖就可以获得保送上大学的机会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由物理老师徐良担任班主任的我们班，学习物理的氛围本来就十分浓厚，对竞赛这种潜伏着巨大机会的事情，大家更是一声令下，应者云集。
而我特别希望能够把握住这个机会，因为我不想高考。不想高考并非我不愿意去千军万马地挤独木桥，而是在我眼中，通过竞赛获得保送是一件非常酷的事儿。
高二的暑假，父母带着妹妹去北戴河玩，我则窝在家里整整两个月。这两个月我只做了一件事——潜心准备物理竞赛。
我埋在物理题海里，眉头紧锁，目光如炬，饿了就去爸妈单位食堂打饭，晚上困到极点就倒头大睡。我性格里「宅男」的一面忽然在这个时候表露无遗， 在需要专注的事情上，我可以投入所有，忘记一切 。
我心里牢牢地记住了从参赛到保送的整个流程：选手们先参加全省物理竞赛，选拔出来的人再参加全国竞赛。从全国竞赛胜出的选手可以参加物理奥林匹克集训，而获取奥林匹克集训资格的人，就可以直接升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全省考试对我来说非常容易，和太多的物理题打过照面，所有竞赛试题都已经变成我手下的小怪兽。
第一次全省考试，我考了全省第二，郑州市第一。这次比赛的脱颖而出，让我被选入为全国物理竞赛召集的集训班。所有全省获胜的选手都在这里参加集训。
我的成绩不错，在集训班里，老师都把我当成种子选手，当成一位大有希望的明日之星。而全郑州最好的物理老师也集中到全国物理竞赛集训班给竞赛选手们培训。
集训班每天都有测验，而我的成绩每次都特别好。如此一来，集训班的老师自然对我寄予厚望，他们对我说：「你正常发挥一定没有问题。」或者说：「那个全省第一名的选手，他的理论不错，但是做实验的能力没有你强。你只要在实验上加把劲，一定没有问题。」得到了太多赞扬，身负过重的期许，我有了得失心。
尤其一想到只要能在全国物理竞赛中获奖，我被保送到名校的那一天也不会远了，我的内心就会涌起难以抑制的激动。
在全国物理竞赛的前一天，我失眠了，各种纷乱的思绪涌入大脑，我半梦半醒地想象着各种结果，一整夜都没有睡着。
第二天早上起来，一夜无眠让我昏昏沉沉。以这样的状态进入考场，发挥失常并不意外。其实，那天的很多题目并不难，但是我当时就是感觉做不对，出了考场和同学一对答案才恍然大悟。当时当刻，一阵揪心的感觉涌上心头——我知道自己考砸了。
就这样，全国物理竞赛，我的名次在十名开外，保送的机会已然丧失。而自此开始，我与一连串的机会失之交臂。
有一天，我收到一封通知我参加全国力学竞赛决赛的通知书。打开这封信一看，我就傻眼了。原来，由于种种原因，在我收到这封通知的时候，全国力学竞赛的决赛已经举办了，而所有参加决赛的人都被留在了上海交通大学。
物理竞赛意外出局，力学竞赛没能参加，连我参加的计算机编程比赛也无疾而终。我用我这辈子做的第一个产品——将化学题库随机组合变成试卷提交，参加了一个计算机编程竞赛，但是提交后并未得到竞赛组委会的一丝回音。
命运就这样，又和我开了一个玩笑。
正当我沉溺于这些接二连三的挫折并且不知所措时，一封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竟然被悄悄地寄送到学校。有一天，徐良老师走到我的面前告诉我：「周鸿祎，你被华南工学院录取了，专业是食品工程！」
我抬起头，充满惊喜，同时感到不可思议。
当我觉得已经彻底失败时，这样一个消息无异于救命稻草。原来，徐良老师认为我条件不错，应该获得保送机会，于是他分别给华南工学院、中国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写了推荐信，对这些大学招生办解释了我的情况，并恳请这些学校破格录取我。而华南工学院，正是第一个回信的学校。
对于这样一个时来运转的机会，我似乎不应该讨价还价，但是我性格里的倔强又开始「发扬光大」了，我对这样从天而降的大喜事儿一点没有全盘接受的主动，这让我爸妈都很惊讶。
我爸妈对华南工学院的录取大喜过望，他们认为，儿子这下终于不用高考了，还可以去爸爸的出生地广东生活一段时间，简直是个两全其美的选择。我却提出：「食品工程有什么意思？我要学的是计算机呀！」
我坚决不接受这样的录取机会。
正当我和父母对抗时，决定我命运的人来了，他是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的老师，姓郭。那一天，郭老师行色匆匆，刚刚从郑州十一中离开，就赶到我所在的学校。他把徐良老师和我叫来，连水都来不及喝一口，就翻着我的简历，开始了一段决定我命运的交谈。
他平静地解释：「我们西安交通大学的这个班呢，是个教改班，学的是计算机和通信，算是一个优异生班，将来竞争可能会非常激烈。周鸿祎，我觉得你的条件不错，要不然你就来我们这个班上课吧！」
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郭老师当场拍板，把我破格录取进了西安交通大学的教改班。他的一句话，悲喜两重天，即刻决定了我的命运。我的眼前本来是一片苦大仇深，转瞬之间就变成了一片繁花似锦。统治我的沮丧情绪立刻烟消云散了。西安交通大学，计算机专业，冥冥之中，也许一条道路已经暗自铺成。
此后好消息接踵而来，华南工学院同意我改学计算机专业，武汉大学也同意录取我。当然，此时我已经不会对西安交通大学改变心意。
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段时间，我眼前浮现的，一直是我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看过的一篇文章所描写的情景：几个大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单位里很清闲的岗位上工作。但是他们心怀大志，不愿意在单位里混日子，想用自己的力量做出真正的产品。于是，他们集体辞职，创立了一家软件公司，每天没日没夜地写程序、做软件，等稍微有一点钱，大家就合资买了一辆车，夏天开着车去北戴河游泳、放松，等放松够了再回来疯狂地编程。 日子过得有张有弛，所有的人是被宏伟的目标驱动的。
这篇文章对我的人生意义重大，在读到这些文字的时刻，我被这样的生活击中。 我知道，这正是我最向往的日子，没有窠臼，没有约束，有的只是一个不死的理想。
别人还没有高考完，我就已经被大学录取了。当时我唯一的感觉就是，虽然被保送的过程并不顺利，但自己依然很酷。
西安交通大学的教改班提前开学，当其他同学还在殚精竭虑地准备高考时，我和几个同伴已经搭着一列绿皮火车，背着自己家的一床棉被，像个青年难民一样晃晃悠悠地去西安交通大学报到了。
那时，夜晚寒气逼人。我们穿得都很单薄，冷气一阵阵往身体里钻，即便17岁的年轻身体也消受不了。被迫在学校外面过夜，我们把行李和棉被往一棵大树旁一堆，就开始走路取暖了。
我们一边走着，一边大声聊着天，希望通过运动获得几分热量。月光清冷，我们的身影又小又弱，让我们看起来如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清晨，一群年轻的「困兽」终于被放进了校园，我的大学生活，就这样在一幅如同小品的情景中徐徐拉开了帷幕。
有人这样评价乔布斯：「他只要对一样东西感兴趣，就会把这种兴趣发挥到非理性的极致状态。」
凭借对计算机世界的满腔热爱，我也会达到一种非理性的状态吗？一个终于实现自己的专业梦，还很懵懂的年轻人，会带来怎样的一场演出？
后来事实证明，演出一开始，就高潮迭起。
第一个暑假刚刚结束，有一天，一个同学慌慌张张地跑来对我说：「周鸿祎，你要被交大开除了！」
一瞬间，真是晴天霹雳。
西安交通大学的教改班此刻还没有正式开课，一种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信号从空气中传来。
果不其然，原来是西安交通大学少年班的一个同学把和我打架的事情上报给学校了，学校决定处罚我。是的，刚进大学我就打架了，祸事不断的风格，在大学生活尚未正式拉开序幕的时候又开始延续了。
我进大学是1988年5月，那是一段轻松的小学期生活。当时全国高考还未进行，我们在西安交大上的是教改班的预科课程。这段时间没有考试，大家只是学习一些基础的介绍性课程。
没有什么事儿，又没有什么学习压力，我喜欢路见不平就伸手伸张正义的特点又蠢蠢欲动了。也许从郑州九中上学时开始，我就不知不觉发展出了一种人生观，我认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一种情怀。我认为侠肝义胆、该出手时就出手是一种气质。我梦想着自己是正义的化身，能够为别人排忧解难。
和我打架的人是西安交大87级少年班的一个小同学。所谓少年班，就是很小的年龄就考上大学的孩子。他虽比我高一级，但比我小三岁，经常来我们宿舍串门，找他的一位老乡混吃混喝。
他有一个特点，来找人从来都是让别人出钱请他吃饭，自己分文不掏。慢慢地，这位同学喜欢混吃混喝的消息在班里扩散开来，大家都很不满，「抱怨之声」在班里此起彼伏。
这个时候，我内心的「正义之声」显灵了，我想，我必须站出来警告一下这个贪婪的人，让大家免于陷入月底受苦的处境。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都很朴素，所有钱都在月初换成粮票和钱票，每个月饭票的总数是固定的，一旦提前花完，后半个月就苦不堪言。
我带上了我的防身武器——双节棍，去少年班的宿舍找到了当事人，用双节棍中的一节敲了一下他的脑袋，并警告他不要再继续骗吃骗喝。
这所谓除暴安良的行为幼稚到了极点。因为无论被蹭饭的同学还是去蹭饭的同学和我都不熟，他们之间发生的一切更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今天想来，我所有的正义行为更多的是沉浸在自己假想的世界里，而所有人可能也会如此看待我的行为。
而战事一旦引爆，就没完没了。「江湖」里的恩怨势必往来反复。这个小同学高高瘦瘦，戴着一副小眼镜，长着鹰钩鼻子，看上去普普通通，甚至有几分斯文，但他也并非等闲之辈，在社会上有一群所谓「江湖朋友」，注定不会对我这一棒子忍气吞声。
有一天，报复如期而至。
那天我正在宿舍休息，一群「江湖人士」如蝗虫一般涌来，踢开宿舍的门，揪住我的头就是一顿打。地上正好有些喝剩的啤酒瓶，他们抄起啤酒瓶就砸向我的头。砰砰两声，玻璃哗哗散落一地。我看不清也感觉不到究竟有几双手在同时抓着我，摁着我的头往墙上撞。有人抄起了地上的碎玻璃在我的腰间划了一下，鲜红的血汩汩地涌了出来。
此时我疼得乱叫，根本顾不上江湖风范了，连连道歉求饶。「蝗虫们」要求我之后拿出两条烟向他们请罪，我答应后他们才肯离开。我虚弱地靠在墙上，面对眼前的一片狼藉：墨绿的玻璃碴子散了一地，鲜红的血迹染红了水泥地。墙边是第二天我要带走的行李。
那一天，是第一个小学期结束的日子，我打算第二天回郑州过暑假。经过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洗劫，我辛辛苦苦存的五十多元生活费和路费被这帮人抢空了。而我呢，脑袋开花了，腰间挂彩了，一个玉树临风的大学生形象在瞬间彻底崩塌了。
我被送进校医院缝了好几针，脑袋一直疼着，晕头转向地回到了郑州。被打了事小，被抢了五十多元钱事大，那可是我的全部家当。这种事儿我是不敢告诉父母的，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
我回到家里，一直琢磨着无论如何得把我的损失挣回来。这就是我开始人生中第一次商业活动的原因。人生第一次，我开始认真考虑怎么挣钱的事儿。
很快我就想好了——我要开始练摊儿。
当时我的高中同学高考完了，我挨个把他们用过的高考参考书要了过来，一共收集了一百多本，准备用摆地摊的方式卖掉。我把一块破布往地上一铺，把所有的书往上一摆，买卖就开张了。
薄的卖一元，厚的卖两元，当时正是高二同学的暑假补习班开始的时候，校门口的参考书精准地符合用户需求。这些参考书马上受到了追捧。没有费劲，我卖掉了所有参考书，立刻弥补了所有的经济损失。
我并没有满足于这个简单的商业模式。其实，在第一次练摊儿的过程中，我依然在不断地观察、发现和揣摩新的可能。很快卖完参考书之后，我已经对另一个生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用计算机进行所谓的「科学算命」。
「科学算命」的生意很不错。我算一次收一元，一天竟然能挣一百多元。在当时，这算是一笔巨款了。我分给帮忙的同学一些，自己还能剩不少。但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市场管理员就来制止我了……
无论如何，我的这两次生意都有比较好的商业结果。虽然现在看来，这完全是学生时期的小打小闹，「科学算命」的行为也不可取，但是这在某种程度上潜移默化地建立了我对商业的兴趣和信心。
所有的大生意都是从最微小的生意开始的，而我在这些小的生意里，第一次学习到怎么周密地思考、怎么和人交流、怎么组织一个团队，甚至怎么对付各种无厘头的状况。这种经历当时我没有觉得有多少价值，却对我今后的创业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虽然生意做得断断续续，但是我挣到了足够多的钱，头疼的问题也慢慢缓解。夏天已经过去，终于到了返校的时间，我要回西安上学了。在此之前，我想方设法还上了两条云烟给少年班的「敌人」。一切危机都看似解除了。
但是我可不是这么想的。按照江湖规则，战争必须是你来我往的，我吃了大亏，势必再有一战。于是我刚刚回到西安，立刻找朋友帮忙，又想方设法收拾了对方一顿，并且奇迹般地抢回了云烟。
如此这般，战事再次升级，他不再恋战，竟然到学校把我告发了，言辞里全是对我单方面的诋毁。因此，我刚刚回到学校，就听到这么一个噩耗，说我要被交大开除了。
这个消息当时于我而言，那可真是如五雷轰顶。
进入西安交大这个教改班，对我来说本来就是从天而降的礼物，按照原本的要求，教改班只收重点中学的学生，而且只收获得全国竞赛一等奖的学生。而我不但来自普通中学，在全国竞赛中也只得了二等奖，能上交大本来就是个意外之喜。对此，我怎么能轻易放弃呢？
一直没心没肺的我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我心急火燎地去找老师了解情况，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和盘托出，同时也展示了自己腰间的伤口和医院的治疗证明。我的班主任很不错，她去找学校说明了情况。学校再三思量，最终没有开除我，只是给了我「全系通报批评」的处分。
我在西安交大的岁月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处分开头的。这场纠纷最终并未让我被学校开除，但是让我内心充满了反思。虽然说这场「战斗」是以无厘头的缘由发起的，但过程却让我学习了很多。
一场架催生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商业活动。绕了一小圈，我忽然发现，我有计算机，我原来可以什么都不怕。
自从上了大学，《中国青年》那篇对我人生很重要的、描述青年人创业的文章就在我的心中挥之不去。几个年轻人辞去安稳、清闲的工作，一起创立公司做软件，尝试不同的生活方式。累得发疯的时候去北戴河游泳，忙的时候关在房间里没日没夜地做事，他们都是产品主义者，有明确的目标。我的眼前时常闪现这些年轻人的生活画面，我深深地觉得，那就是我要的人生。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深知这种生活方式绝非主流，也并不是很多年轻大学生真正追求的。在以进入大企业工作和出国留学为毕业生选择两大方向的校园里，我希望单干的愿望确实显得有些和主流想法格格不入。虽然出国留学的念头也曾经出现在我的头脑里，但是经过缜密的思考，我最终决定不去盲目跟风。既然已经有了明确的目标，那么我应该直奔我的目标而去，我最终的归宿只有一个——自己创业。
大四的时候，我去一家软件开发公司上班，那是一套设计数字电路的软件，使用Unix系统。我当时对Unix系统还不熟，他们交代的活儿，我也做不出来，但是我热衷于参加这个公司的商业活动。
这个小公司有各种各样的小买卖，其中一项就是销售数码产品。每当有人到店里询价时，我就装作特别熟悉的样子，热情地迎上去，给人介绍各种产品的功能。当时我心里埋藏了一个愿望：要是有一天我能靠一己之力卖出一套设备，我就成功了。
在兜售多日无果的情况下，终于有一天，我的一个同班同学告诉我，他父亲所在的武警学校希望购买一套设备，其中就包括计算机照排系统、数码印刷机和激光打字机。我一听，喜不自胜，这不正是我们公司帮助代购的产品吗！我顺理成章地把生意介绍给了公司，做成了一单生意。
不过，这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开始。
当时社会上有拿回扣、从中渔利这样的灰色操作，但我对这一套完全不感兴趣。我最感兴趣的事情是，如何独立把销售这整套流程走完。我马上向经理申请去北京提货，经理爽快地答应了。
就这样，大学还没有毕业的我，开始了去北京提货跑生意的第一次旅行。尽管这种生意模式还太过原始，说白了就是到北京的中关村买一台设备，但整个过程我还是做了充足的准备。
我带着一张汇票到了北京，先找了一家银行入了账，然后就走到北京的大街上去挑激光打印机。那个时候我对中关村还不熟悉，只好找一个在清华大学的朋友带我去转悠。
虽然我对这些设备不太懂行，但是为了不露出马脚，我故意装作专家的样子和别人谈价。只记得自己当时背着手，用挑剔的眼光看着这些设备，然后告诉店家：「我想先验验货，先给我打20张，我看看质量！」我至今记得店家那心疼的表情：「20张？那么多！」
「是呀，买东西总要先看看效果呀。」
我记得我不仅买到了设备，最后还学习了怎么开发票、怎么办理运输。我按照设想把整个流程走了一遍，非常有意思。所有这些在同学看来「不务正业」的事情，对我来说都是一片广阔天地。事实证明，我做的这些专业以外的杂事，对我今后创业起了很大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当这些既复杂又重要的事情滚滚袭来时，我都不再惧怕。
我记得在回西安的火车上，我暗自得意：我终于学会做生意了。那个时候，从北京到西安的火车要运行20多个小时，我一去一回都是硬座坐过来的。那时年轻气盛，一宿不睡第二天照样精神抖擞。
现在回想，那家公司实在是没有什么商业模式，什么业务都做。除了进货卖货，另一项业务就是开设计算机培训班，做培训业务。他们没有钱外聘老师，就让我这个大学生直接上讲台。因此，在那家公司上班时，我第一次成为老师给别人讲课。
计算机培训班来的都是一些20~30岁的姑娘，她们有的是文秘，有的是家庭妇女。在我的想象中，第一次传道授业解惑，应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经历。当老师是一种很神圣的体验，但是我刚刚讲了几节课，就已经大汗淋漓。这并不是因为我讲课的水平不够高，而是因为我第一次感觉到，这些人确实是实打实的小白用户，很不开窍。
对这些小白用户来说，你必须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解释所有问题。
我做事情比较投入，无论这件事情是简单还是复杂，我都能够乐在其中。认识到这些学生的真实水平后，我开始为这些小白用户精心地备课，绞尽脑汁地想出最通俗易懂的语言，让计算机语言尽量变成白话。
我其实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接触小白用户并开始了解他们是用什么思维方式思考的。这个经历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产品观。在和小白用户的接触过程中， 我开始明白做产品不能总从程序员和产品经理的角度出发，还要化繁为简，达到使用方面的极简化。 当这种思考潜移默化地进入我的生命，一种做产品的思路也默默地根植到我的思维中。
讲课对我的帮助不只如此，在每天试图讲解计算机语言的过程中，我的演讲能力也潜移默化地得到了提高。很多年后，我才认识到这是一种必需的能力。 很好的表达能力，无论对程序员之间的沟通，还是对与用户的交流，都至关重要。 对于日后成为企业创始人的我来说，这对我和员工沟通、建立领导力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创业之后我需要经常上台演讲，没有想到的是，这时我已经变成续航能力极强的「麦霸」。我喜欢滔滔不绝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不喜欢被打断。因此，每次演讲之前，我的员工都小心翼翼地提醒我，一定要注意控制时间。后来很多人问我，你是不是天生就很会演说。 其实，没有人是天生会演讲的，这个能力是我从年轻时开始慢慢锻炼而获得的。
我的大学生活很充实，但似乎很难用开心和不开心来总结。
开心来自简单的事情：吃了一顿好饭、听了一首好歌、疯狂地读了一晚上程序，或者暑假邮购了音响零件，自己制造了一个噪声巨大的音响。
不开心的时候也是有的：走在西安交通大学的林荫大道上，没有姑娘的瞩目，没有浪漫的故事，我有的只是一颗理工男寂寞且偶尔悲壮的心。
后来经常有人好奇地问我大学时到底有没有谈过恋爱。对这个问题，我只能如实回答：虽然我对恋爱这事儿并非没有向往，但是当时确实没机会。
我「痛恨」当时女生的择偶标准，她们不是倾心于学生会干部，就是喜欢高大威猛的体育特长生，会写诗的文艺男青年也颇得她们芳心。像我们这种其貌不扬的「草根」和极客，基本上没有任何市场。我们只能在夜谈会中谈谈对女生的向往，抒发一下愁苦情绪。
我对女生也并不是全无行动。有一次去北京，为了去清华大学见一位我少年时认识的女生，我狠狠心，用一整年做家教的钱买了一双彪马旅游鞋。我清楚地记得那双鞋需要120元，而我一年做家教只挣了100元。到了商店，我发现我的存款不但不足以购买这款旅游鞋，而且这款鞋也根本没有我的号。但是我实在不想错过装扮自己的机会，依然执着地买下了大一号的鞋子，现在看当时的照片，我如同脚踩两只大船。不但如此，我还借了一身运动服来搭配这双鞋。那是一身蓝色的滑雪绸运动服，束腿束腰，当时看来是很顶配的衣服，现在看来很廉价。
精心装扮了一番，我去清华大学看望了心中的女生，不出所料，这次看望无疾而终。
在大学期间，无论出于主观因素，还是出于客观因素，我都把所有精力投入学习。我把图书馆里所有与计算机有关的书都通读了一遍，那是一种一个人日夜独处的狂欢。
当时流行的歌手是李宗盛和王杰。在这种日夜独处的狂欢中，我常常哼唱李宗盛的《寂寞难耐》：「总是平白无故，难过起来；然而大伙都在，笑话正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寂寞难耐，寂寞难耐……」
多年后的一次大学同学聚会，我听到了同学们对很多往事的回忆，大家在欢声笑语中纷纷对我当时的标准形象进行了描述，他们说，当年的我通常是，腋下夹着一堆软盘，头发乱如茅草，但是眼睛贼亮，除了接学校外面的活儿，一有空就往机房跑。
走过了这段难忘的大学岁月，我非常感谢所有的孤独。 正是西安交通大学这严谨的学习氛围把我培养成了一名基本功扎实的程序员。在那段晃晃悠悠没有爱情的时间里，我完成了从一名计算机爱好者到专业计算机从业人员脱胎换骨的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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